环绕澄黄稻浪的田埂间摆开长桌，摆饰精巧的餐桌上是以有机稻米、现摘时蔬烹调的料理，宾客们赤着脚踏上田园大地，伴着夕阳和微凉的山风，这不是电影的画面，这是「稻田里的餐桌计划」在台湾农村的真实场景。
出身宜兰三星乡农家的创办人廖志汶，几年前回乡过年时意外地发现，农村不再是他记忆里曾经热闹兴盛的模样。随着农业没落使得人口外移，台湾的乡村变得无精打采，那些曾经生气蓬勃的农村生活样态、曾经每个姑婆阿婶都娴熟的传统手工艺，以及蕴含着历史典故的时令习俗，就快要随着时光而逐渐消逝，如果再不实时捉住余光、汇入新能量，也许以后后悔也来不及。对于社会议题一向关注的他，带着「社会企业」的使命感，在2012年，展开了这场社企与文化创意的实验计划。
社会企业是什么？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个近年来被喊得有点热门的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根据台湾社会企业创新创业学会的定义：「社会企业是能『兼顾社会价值与获利能力的组织』，社会企业的首要目标是改善或服务特定的社会问题，并且在改善社会问题的同时，赚取合理的利润以维持企业营运。」在这一点上，就与一般企业以营利为首要目标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
社会企业一词中的「社会」指的是人类的「社会性」，也就是当个人意识到自己属于团体成员的身分时所产生的相关情感与价值观。近两、三年来，引起广泛瞩目的文林苑拆迁、太阳花学运等事件，造就了台湾新一波公民意识的觉醒，连带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企业与政府如何去处理社会事件的能力。辅仁大学社会企业硕士学位学程同时也是辅大企业管理系的教授胡哲生就认为，「社会企业的兴起，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自我修补机制』的出现。当公民感觉社会生病了，就需要用公义来翻转。」
那么，既然社会企业是以改善特定社会问题为目标，那么和大家比较常听到的「非营利组织」有什么不一样？的确，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都是以改善特定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组织。但是，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仰赖捐款，虽然少部分也会贩卖商品或服务，但对购买者来说大多是基于理念或情感认同的因素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通常较弱。而对社会企业来说，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虽是赚取收入的主要方式，然而以利润再去支持社会企业本身的营运则是另一重点，并以此得到企业永续的发展。
举例来说，在台湾发行杂志、提供街友贩卖杂志的工作机会的《大志》，就是以杂志实销营收来维持本身社会企业营运的公司。这个得自于英国The
Big
Issue授权的《大志》，藉由让街友贩卖杂志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同时也因拥有工作而带来生活的尊严感，而这份尊严感的来源，也与贩卖的商品质量息息相关，就如同《大志》台湾创办人李取中曾强调的：「《大志》卖的是商品，不是怜悯或同情。」换言之，一个社会企业的获利竞争力，应该在于其所提供的服务或商品本身，而不是因为身为一个「社会企业型」的企业，就要诉诸情感要求消费者买单。
自律或他律，社会企业谁说了算？
尽管社会企业常具有以上特质与轮廓，但胡哲生也坦言：「在台湾，社会企业并非专有名词，而是『形容词』。」确切来说，也就是当某个营利企业号称自己是社会企业时，其实并没有一定的规范可以去检视这间企业是否真的以「改善社会问题」为营运首要目标，或者是否真的将利润回归企业永续营运。
而这种无规范的情况，也让许多人在接触到自称是社会企业的公司时，总对他们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或仍出于同情或怜悯的出发点来给予支持。这个问题，无论是对于想要推展社会企业或想要支持社会企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常见而难以避免的难题。针对这个疑问，胡哲生指出：「目前台湾的社会企业主要还是仰赖各别企业的自律。」但不可讳言地，自律，的确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状态，也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完全做到。
因此，社会企业是否需要施以外在规范，例如订立社会企业相关法令，也就成为激起讨论社企的焦点之一。目前在国际间，包括美国、英国及韩国都有社企相关法规，对社企的要求方向，以及盈余分派的内容则各有不同限制。针对这点，曾参与推动台湾公益公司法的活水社会企业开发共同创办人陈一强却表示：「现在回头看在2013年时推动的公益公司法，其实是一种公民运动的手段，主要是希望唤起大家对社会企业的关注，法规本身并不是目的。」
以韩国来说，2007年南韩由劳动部颁布「社会企业促进法」，成为亚洲第一个立法推动社企的国家，但也因为是出自劳动部的法规，社会企业被定义为「提供弱势社会服务及工作」的企业，虽然相关规定完整，却也框限了韩国社企多元发展的机会。因此，台湾在面对催生社会企业相关法源的议题时，需要更细致地考虑社会现况与社会企业发展，避免落入为追求赋税减免或政府补助，而失去社会企业原初精神的状态。
实践有制度的社会企业：生态绿
同样也是在2007年，生态绿，台湾第一间登陆创柜版的社会企业，选择成为台湾第一个通过国际公平贸易组织（简称FLO）认证的社会企业。加入国际公平贸易组织，是生态绿创立时就确定的决定，除了认同公平交易本身的理念与机制之外，生态绿营销总监余宛如指出，社会企业的确很容易因为缺乏透明可评鉴的外在规范，而让消费者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因此，「申请通过国际公平贸易组织认证，代表着生态绿必须接受国际组织检核营销的透明流程，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对生态绿消费者的一种公平保障。」
此外，余宛如表示，「财务营收透明公开是生态绿的基本态度，而且要上创柜版，财务透明化也是必须的。」相形之下，很多社会企业都仍然诉诸故事营销，对消费者动之以情，但真假难以求证的故事营销手法，反倒有其局限性。
加入国际公平贸易组织除了企业本身的财务是公开透明的，公平交易对农民生产者提供「小区发展金」的利润回流机制也非常完整而且公开，余宛如自己就曾经多次拜访公平交易咖啡豆的原产地，亲身了解这套公平贸易机制，如何让弱势者获得应有的权力，同时也让农民遵守永续农法去耕种优质的作物。因为有了国际公平贸易组织的制度与认证，生态绿不只做到自律，还更多了稽核制度的把关，余宛如自信地说：「我们希望购买生态绿产品的消费者，不是买爱心，而是买到好产品和可以信赖的社会企业。」
看到生态绿获得国际公平贸易组织认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么社会企业是否应有所谓「社会企业认证」？其实，目前已有民间组织正在推行相关认证机制，不过其仍将重点放在「利润处理的机制」，而非「社会问题解决的机制」，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台湾社会企业，反倒可能模糊了焦点。虽说社会企业处理的社会问题多元而纷杂，但如生态绿在其致力的社会问题层面获得了具公信力机制的认证，则部分解决了前文提到社会企业缺乏他律、难以被公众信任的问题，这也是值得其他社会企业借镜的认证思维。
就是要好人才＋好创意
除了外在认证问题，社会企业还是要回归检视企业本身，去问「自身是否具备有能解决社会问题及永续发展的能力」。陈一强以他的观点，提供了五大检视项目：「首先是社会企业本身的价值观是否具备社会影响力、企业是否能自给自足永续经营、企业营运模式能不能扩展、企业本身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社会企业是否能让人信任。」他也指出，社会企业要处理的社会问题通常都有一定的挑战性（不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因此，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否能够跳出框架，既创新又有实践度，是社会企业创立时最为关键的评估项目。
既然讲求创新力，就要往前推展到参与社会企业的人才面来讨论，胡哲生对于社会企业人才和传统企业人才的差异知之甚详，他表示：「过去在推广社会企业时，时常遇到社会企业创业者和我说：『我们现在很缺社企人才，胡教授你们学校不是有很多优秀的MBA学生，干脆就推荐几位来给我们吧？』这就突显了大家对于社企人才的特质混淆，MBA人才的训练是以为企业赚取最大利润为目标。但是，社会企业的首要目标是以创新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将MBA思考导向的人才直接放到社会企业，后果可想而知。」也因此，在胡哲生教授的推动下，2013年辅大社会企业研究所首届开放招生，为培养专业的社企人才开启源头。
不只是学界积极培育社企专业人才，生态绿在社企产业界也同样感受到人才的重要性，余宛如表示，韩国和泰国的社会企业对于人才适任度把关严谨，甚至会针对社企创业家的人格特质此单一项目进行长达三个月的评估，就是为了确保社企创业家能够让企业更稳定发展。
文化，哈啰！社会企业敲敲门
放眼未来台湾社企发展，以中小型企业组织精神的基底，以及新一波公民觉醒的整体气氛，再加上青年世代勇于尝试的创业风潮，提供了台湾社会企业发展的优势。但是，这一股社会企业热潮是否真能踏实地从发掘分析社会问题做起，而不只看到雨露均沾的利益分配说法就迷失方向？有意投入的青年创业者，是否能够务实地审视创新之提案，让创新不只天马行空也能落地奔驰呢？
回头看到本文最开始提到的「稻田里的餐桌计划」案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营运经验累积，在2013年，该团队正式创业成立「幸福果食」公司，更加稳定地实践社会企业理念，以充满创意的田野办桌、农事参与及乡村手工艺体验，让离开土地已久的都市人回到乡村田野，目前已累积超过5,000人次的宾客，每场活动中当地农民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回馈金。每位参与的宾客也都因此改变了原本对农村价值的认知，套句创办人廖志汶的话：「稻田里的餐桌计划让大家重新思考到底是『农村需要你、还是你需要农村？』」
近几年来，台湾开始越来越懂得重视在地文化，那些眼看就要逐渐淡出褪色的生活传统、手工艺品与历史习俗，对于如同「稻田里的餐桌计划」这类型具有人文使命的社会企业来说，都可以藉由创新方案的导入、营运机制的建立与社企人才的养成，为它们带来改变并且赋予新生的契机。
当文化创意产业着重在「产业」面向的思考时，产业本身是否也能导入「社会企业」的思维了呢？
延伸阅读
原文出处
本文转载自合作媒体 La Vie行动家
